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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葬》  王力雄 著

第七章無人進藏(4)

【多維連載】

照理說官員不同於移民,去哪裡上任並不取決於本人是否願意,而是上級的任命和調遣。然而被調遣的官員不必採取抗命方式,他們可以用其他方面的理由﹙他們可以找出無窮無盡的理由﹚,再配以持久的軟磨硬泡,往往就能實現自己的目的。這種情況直到今天也是一樣。例如聯豫赴藏上任之時,帶了一班隨員從成都起程,行至打箭爐﹙今甘孜州首府康定﹚,隨員即要麼告病,要麼託故,紛紛後退,僅剩十二人。弄得他只好在康定盤桓多日,勉強補上幾個隨員才能繼續進藏。他奏請調用的官員,也是“以道途險遠,辭不赴調者,殆居多數,餘或中途辭差,或因病去藏,或差滿假歸。”〔13〕。有的大臣不得不帶自己兒子、侄子做為隨員去上任〔14〕。

其實康定雖為入藏門戶,氣候和風俗開始變化,但尚有四川“天府之國”的面貌,遠較藏區縱深處繁華。我曾從那開車進藏。一出康定就是一座名為“哲多”的大山。山頂積雪數尺,西眺荒涼無際,大風與陽光攪成一團,西藏的氣息撲面而來。我能體會那些只能騎馬進去而且將一住數年的古代官員,逃避的願望會有多麼強烈。連我都有。三十年代黃慕松進藏,一路受到最高規格接待,在他的進藏日記裡,依然通篇可見路途艱辛。舉一段他在路途過夜的感覺﹕

易珠雄處於高山之陰,空氣稀薄,呼吸迫切,氣候嚴寒,冰須裂膚。夜寢重被之上,覆以毛氈,內則體溫外發,外則冷氣內侵,暖不敵寒,化成水氣,毛氈盡濕,觸受即濡,瑟縮無眠,頭痛又發,直至天明......〔15〕

走過進藏之路的歷代文人所寫詩句──“人漸西來天漸冷,密雲細雨馬頭生”、“馬後桃花馬前雪,出關那得不回頭”......無不透露悲涼的氣息。國民政府派駐康區的一位縣長給黃慕松說了個謎語──“關外縣知事”,打一“四書”裡的人名,謎底是“司馬牛”。意指在藏區的縣長,僅經辦烏拉,管理牛馬之事而已。黃慕松對爐霍縣的描述,整個縣城“居民不過百餘,有一條小街,長五丈”〔16〕。五丈是十五米,還不夠一個三級跳遠的距離,可想誰會願意被派到那樣的地方去當官﹖

有人可能懷疑我的結論。不願進藏只是個人的心理活動和行為,怎麼能決定中國上百年的治藏方式﹖一個國家的統治機器難道可以被其下屬官吏所左右﹖事實往往是這樣,官僚體系的官吏們如果取得一致,連皇帝也無可奈何。他們的力量不在於對抗,而在於製造惰性。那惰性不是公開的,卻會使統治機器的運行成本急劇增高,最終因為無法承擔而不了了之。不願進藏不是謀反,是人之常情,大家都能理解,也都會給予同情、幫助說話或提供方便。雖然進藏者的數量在官吏隊伍中所佔比例並不多,但是每個面臨進藏的官吏都有自己走後門、托人情的庇護網絡,網絡串網絡,從小到大,就有了整體性,個人的小動機也就會影響到國家典章制度的內容,以至治理西藏的大政方針。且不說被派赴藏的下級屬員,即使是駐藏大臣那樣的最高駐藏官員,歷代清政府所委任的總計一百三十五人中,因為各種原因未到任的也有二十三人之多,佔到十七%〔17〕,其中不乏尋找理由推脫進藏者。聯豫奏折雖似客觀報告──“西藏地處極邊,道路險阻,水土惡劣,天氣苦寒,各省人員,或憚險而畏葸不前,或應調而半途即返”,其實何嘗不是他自己的內心同感。在他的奏稿中,向朝廷表白體弱多病,希望內調,或是請求回京述職﹙實為休假﹚的文字一樣屢屢可見。設身處地去想,此種心態完全可以理解。舉一個數字就可以說明問題,一百一十二個實際到任的駐藏大臣,加上九個已經上路但未到達的駐藏大臣,一共一百二十三人,竟有三十二人死在西藏或進藏途中,死亡比例高達二十六%──四分之一還多。那些死者大部分是病死,還有三人是被叛亂藏人所殺〔18〕。

但是無論中國官員如何不願意進藏,西藏也不能完全不派人去,於是就得考慮“重賞之下出勇夫”。雍正皇帝派首任駐藏大臣僧格和瑪拉進西藏時,別的事都沒想起叮嚀,卻也沒忘了賞一千兩銀子。聯豫給朝廷出主意,按照當時的出國人員標準,把進藏隨員的工資從每月六十兩銀子提高到一百六十兩,並發置裝費,任期結束,再根據勞績給予升遷。以“重賞”鼓勵進藏,使進藏成本高昂,加上原本進藏就遙遠險阻,花費巨大,財政壓力也就從另一個角度促使國家盡量減少駐藏人員。

中國官員普遍不願進藏還導致另外一個結果,使西藏變成了“被議降革之員”“發邊效力贖罪”之地。因為只有這種人容易差遣,不敢抗命,或是願意有一個與過去一刀兩斷的新環境。還有一些官員則是因為得罪了朝廷權貴,被遣赴藏是權貴的懲罰或報復手段。

那些不得已進藏的官員,即使到了西藏,也都想方設法留在相對比較繁華的拉薩,而不去西藏其他地方。這使得中國對廣闊的西藏社會基本不能發生影響。藏人“只知有達賴,不知有朝廷”,一點也不奇怪。中國如果要在西藏建立主權,前提之一是需要讓中國官員掌握﹙至少可以約束﹚西藏的基層政權,可是中國官員連去拉薩都千方百計地逃避,又如何肯去更為偏遠艱苦的其他地區呢﹖

一七九二年,清朝出兵西藏反擊廓爾喀入侵之後,鑒於導致那場戰爭的問題出在班禪治下的後藏,乾隆下諭﹕“駐藏大臣二員,向俱駐紮前藏,於後藏事務鞭長莫及,嗣後應分駐一員,以資彈壓,遇有事務就近辦理”〔19〕。照理說乾隆這主意出得不錯,但是帶軍進藏的大將軍福康安等卻籌議否決了乾隆這項動議,理由是兩位大臣分駐前後藏,不便商辦事件。其實真正的理由在哪呢﹖透過歷史的書頁,我們看到當年那些有血有肉的人圍坐在酒桌旁,酒至半酣,感情漸濃,有可能被派往後藏的副大臣開始訴說,連在拉薩都是非人日子,再去更偏僻的日喀則該怎麼活﹖正大臣也許僅為打麻將別缺人手,也會幫著副大臣說情。福康安受了招待﹙也許還受了禮﹚,何不送一份人情﹖於是大家就共同商量怎麼對付皇帝,用什麼理由,怎樣表述,最後讓高高在上的皇帝無奈地聽憑他們的意願。

當然這僅是想像,不過也有類似的實例。民國期間國民黨特務首腦戴笠曾派一特工小組進藏,指定他們的任務是去西藏與印度之交通要道所在的江孜搜集情報。那小組的一個成員後來親口所述﹕“拉薩是西藏政、教、文化中心,市面繁榮,生活條件較好,漢人較藏區其他地方多。於是大家都留戀在拉薩。上級一再來電催促,我等均搪塞、支吾,一直拖延到一九四六年。”〔20〕那小組進藏時間是一九四二年,在拉薩一泡就是四年,最終也沒有一人去江孜。

到西藏的中國官員皆盼望早回中國內地。黃慕松赴藏留下一位名叫蔣致余的工作人員擔任民國駐藏代表。蔣駐藏三年後以健康原因要求返回內地,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命令他留在拉薩等待接任者,然而蔣竟不顧指示自行棄職離藏〔21〕。這種以斷送仕途前程換取離開西藏的舉動,充分表現了中國官員不喜歡留在西藏的強烈程度。

我一直不能忘記我在果洛瑪多縣遇見的一個漢族女孩。她的名字叫金花,未滿二十歲,一條腿跛於小兒麻痺症。那時我在瑪多住院。她是我的病房護士,少言寡語,工作特別細心。在我將要離開瑪多的前夜,她問我她該怎麼辦﹖她沒說出是什麼怎麼辦,但是我明白。牛糞火在天花板上閃動,窗外北風嘶吼,荒原長夜漫漫。她的臉充滿了讓我心酸的悲哀。那臉上花蕾一般的鮮嫩終會在高原日晒下褪色。哪個少女不是充滿了人生嚮往,但是這片無邊的西藏高原,托付不起任何內地文明培養的嚮往,連打發時光都成了日復一日的折磨。我傾聽大風從遠方送來的狼叫,想了很久,對她說﹕“信教吧。”

她也想了很久,回答說﹕“我是團員,不能信教。”

她現在還坐在牛糞爐旁編織她的毛衣嗎﹖風聲和狼叫仍然千年如故,只是她的臉該被風吹出許多皺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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