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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葬》  王力雄 著

第八章神界輪迴(6)

【多維連載】

3、神的轉換

問題在於,誰能推翻已經被藏人在千年時間奉為神聖天理的前提呢﹖那必須是一個遠比舊神更強大的新神。新神必須能把舊神殘暴地踩在腳下,然後不容置辯地宣佈一個新紀元開始,公佈一套新天理,實行一套新的獎懲規則。藏人才會敢於把原本對傳統宗教的“願意”變成不願意。

中共恰如其分地充當了那個新神。新神宣佈的新天理既能符合藏人傳統心理的宗教性,又能同時給他們以人類本性方面的滿足﹙暫不談中共後來的作為﹚,因而被相當數量的藏人以近乎狂熱的方式接受是合乎邏輯的。在宗教性上,皈依者以趨於極端的方式投身“砸爛舊世界”中,表達他們對新神的敬畏和忠誠,那和西藏宗教的內在精神本是一脈相承﹔在人性方面,受苦人一旦壓抑解除,滿腔苦水就會噴湧而出,並以殘忍的方式回報給過去製造了苦難的來源,這也並不奇怪。從“平叛”結束到“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間﹙一九六0到一九六六年﹚,正好完成了藏人從啟蒙、覺醒到全面動員的過程,而“文化大革命”的到來解除了世俗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管制,完全由那位光芒萬丈的毛姓大神從遙遠神秘的北京那座廟一樣的城樓上揮動有著閃亮紅五星的帽子進行指揮──那簡直有太多藏人熟悉之極並且極易引起他們感應和激動的宗教意味。他們的宗教性和人性被雙重蓬勃地點燃,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狂熱之中去,應該是十分順理成章的。

中共從被他們稱為“翻身農奴”的底層藏人擁護中,自以為看到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和正確性。如毛澤東所說﹕“階級鬥爭是綱,綱舉目張”,一旦被壓迫人民的階級覺悟覺醒,就會奮起鬥爭,砸爛舊世界,追求新世界。然而以我看,與其說底層藏人是自己選擇了以西藏上層社會為對手進行階級鬥爭,倒不如說是他們是在一場兩神之間的鬥爭中選擇了勝利的一方。那場兩神鬥爭是高高地發生在他們之上的,他們只能看到天上的翻騰烏雲和雷鳴閃電,當那神界相爭的惡戰結束,雲開霧散,陽光所照射的勝者是那位名字叫做毛澤東的新神,於是藏人就向他頂禮膜拜了,並按照他所公佈的新天理去對被打倒的舊神進行“階級鬥爭”了。

達賴喇嘛一方認為藏人從未有過對西藏傳統宗教的背叛,是有意或無意地迴避了歷史事實﹔而另一種認為藏人曾接受了反宗教意識形態的觀點,亦只是看到了外表。在那些年代,即使藏人高喊著“無神論”的口號對傳統宗教進行摧毀,他們也不過是信奉了那個叫作“無神論”的新宗教,把宗教之神從達賴喇嘛換成了偉大領袖毛主席。

藏人有崇拜強者的心態,毛澤東和達賴孰強孰弱,通過二者的兩次較量,已經被藏人看得十分清楚。昌都戰役,藏政府的精銳兵力在中共解放軍面前一觸即垮,如摧枯拉朽,達賴喇嘛只能逃到亞東去避風﹔拉薩事件,數萬擁護達賴的武裝戰士雲集拉薩,駐拉薩的解放軍只用二十幾個小時就獲全勝,達賴喇嘛則流亡印度。這樣懸殊的力量對比展現在藏人面前,肯定會給他們極大的震動。他們一直五體投地崇拜的神,原來並非像他們想像得那樣戰無不勝、無所不能,反而在毛澤東面前只有逃了再逃。崇拜神界之強大和威嚴的潛意識,會使藏人崇拜的對象無形中發生轉移。

前面說過,西藏的百姓宗教和僧侶宗教差距是很大的。百姓宗教更多的是一種表現為集體潛意識的宗教感,而滿足那種宗教感的具體內容可以不拘一格,不像僧侶宗教那樣必須符合學術體系、流派和嚴格的對象。西藏百姓有神便拜,他們理解的世界是個多神世界,凡是強大或位高的事物都會被他們賦予神靈特性,為他們所拜。連黃慕松那樣的世俗官僚,在進藏路上也曾被藏人要求其為之“摩頂”﹕

萬民爭來求福,羅拜帳外,並獻金珠飾物,余乃施以摩頂禮,眾皆大悅。余之乘輿掛滿哈達,儼如活佛出行......在加沙未受摩頂之民眾,亦沿蹤偕來,余乃一一撫慰。蓋民眾信佛極虔,以為中央大員,必為活佛轉世也。〔26〕

那麼以毛澤東和中共表現出的強大,更足以引起藏人百姓的敬畏之心。使毛和中共可以順利地在藏人百姓中取代傳統舊神的,還在於中共意識形態本身和西藏宗教頗有內在相通之處,因此不會使他們的宗教意識發生太大衝突﹔同時,中共在西藏的專制統治和傳統西藏的政教合一統治亦非常相像﹔作為至高無上的宗教象徵符號,毛澤東比達賴有過之無不及,不僅其作為世俗領袖更加威嚴強大,而且因為歷史上中國皇帝被藏人視為文殊菩薩化身,比作為觀音菩薩化身的達賴喇嘛有更高的神格,理所當然地,毛被藏人當作了文殊菩薩。

在強制推行和相互裹挾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對毛澤東表達崇拜的儀式化行為,雖然具體方式不同,在精神實質上和藏人熟悉的喇嘛教卻無二致,因此轉換起來非常容易。家家掛毛澤東像,每天對畫像鞠躬,手捧“小寶書”背誦“最高指示”,與過去家家供奉達賴畫像、對其叩拜、祈禱唸經有多大區別﹖對普通的藏人百姓,只要能滿足他們的宗教意識所尋求的強大威懾和庇護,以及提供他們相應的宗教形式,真正的宗教內容反而是次要的,很容易置換。文革期間廢除了設在山口與路邊的宗教瑪尼堆,代之以石塊與水泥砌成的“毛主席語錄牌”,藏人老百姓路過時,仍然自覺地繞其轉圈,與當年繞瑪尼堆一樣。傳統中收割之日的“望果節”,藏人要在田裡舉著佛像唸經唱歌,文化大革命期間,變成舉著毛澤東像唸毛語錄唱“東方紅”。

藏人對西藏宗教的典籍心懷敬畏,但大部分是文盲的底層藏人頂多背誦一點“六字箴言”那樣簡單的經文,對深奧且浩瀚的宗教典籍,不要說弄懂其中的含義,連不知所以然地朗讀一下都沒有可能。西藏之所以發展出眾多“自動化唸經”方式,與此也有關係。如藏人多有手持的經桶,桶內裝有印著經文的紙卷,轉動經桶就相當唸誦其中的經文﹔把經文印在布上﹙經幡﹚掛在外面讓風吹動,則可算作“風力唸經”﹔有流水的地方可以設置水力帶動的經桶,原理和跟水磨一樣,等於晝夜不停的“水力唸經”﹔還有遍布西藏高原的瑪尼堆,把經文和佛像刻在石板上,堆放在一起,圍繞瑪尼堆轉行也相當唸那些經文。以那種方式唸經,把經換成了“毛主席著作”,又會有什麼區別呢﹖西藏林芝地區的專員張木生告訴我,文化大革命期間,林芝地區的農牧民,平均每人可以背誦的“毛主席語錄”達到四十多條。但是那並不意味他們真地接受了毛思想,無論對佛教經典還是毛語錄,他們的唸誦之形式都高於實質。

所以,只要在形式置換上有足夠的分量,能滿足西藏宗教所需要的形式感,以毛澤東置換掉達賴,以共產主義天堂置換掉西天極樂世界,以共產黨組織置換掉寺院結構,對底層藏人來講,有可能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也許今天人們會說共產黨統治西藏如何殘暴,給藏人帶來了多少苦難。殘暴是無疑的,然而正如上述,殘暴在西藏的宗教意識中並非能夠簡單地全部視之為惡,還是其文化深層的某種必要因素。中共統治殘暴,西藏的傳統社會也不盡甜美。中共的殘暴是針對上層階級﹙至少在六十年代﹚,傳統西藏的壓迫卻是對下層階級,是以多數人的苦難維繫少數人的特權。共產黨顛倒了這種關係﹙“翻身”一詞是非常形象的描述﹚,把上層社會的財富分給過去的農奴。當那些世世代代苦命的人們得到了屬於自己的土地和牲畜,而且被告之他們成了主人的時候,他們的驚喜是可想而知的。並且他們將不會為此感到惶惑,因為給他們做主的新神是那麼強大有力,整個舊世界在那新神面前不堪一擊。一方面新神可以降臨最殘忍的懲罰於敵人,另一方面又可以普施那麼多不可思議的恩惠──廢除烏拉、不收稅,空投救災、巡迴醫療、送窮人的孩子上大學......區分的規則如此明確,一目了然──階級。這種將人的命運決定於先天的哲學,簡直跟西藏傳統宗教對生命的解釋一模一樣,區別只在於過去的角色調了個個兒──這回是窮人把富人踩在腳下了。

為什麼會調個兒,那是因為天地重造,出現了神界輪迴──舊神的時代結束,而一個無比強大的新神時代從此開始﹗以新神的神威,新世界必將與天地共長久,而舊世界將萬劫沉淪,永世打入地獄。在這種對比中,懾服於新神,投靠新神,敬畏新神,按照新神的意志拋棄和打倒舊神,以西藏文化的思想方法,應該是再合理不過的選擇。

不要說西藏底層百姓,即使是寫下了《七萬言書》對中共進行尖銳批評的班禪喇嘛,在其《七萬言書》中,也自覺不自覺地攙雜了對新神的畏懼和敬意。以《七萬言書》最後一段為例﹕

這份報告呈送給總理您並通過您轉呈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偉大正確英明的領袖毛主席。請在宏大深邃的胸懷中稍加關注。因為我的知識水平低,這份報告裡有許多不全面、不成熟、不對、不妥、不當的地方,請毫不避諱的以父母誡子之心,嚴賜批評教導。總之,過去十二年中靠黨的恩惠而生存,由於以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中央各位首長和以中央駐西藏代表張經武為首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的各位書記對我的思想經常給以許多幫助,因而使我有了一定的革命觀點、看法、認識和理想等......我已立下誓言,今後為了黨和人民除了肯定辦好事外,絕不讓有辱一個作為勤勞勇敢的藏族子孫名譽的任何痕跡遺留在我的歷史上。今後我要在黨中央、毛主席、國務院、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等各級領導下,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各位副主任的幫助和工作上共同協作下,可以完善的負起自己的責任,對此請在宏大深邃聖潔的胸懷中加以鑒察。〔27〕

並且在那個時候,他可能也想到了佛教的末日,所以在《七萬言書》中他還寫了這樣一段話﹕

宇宙間所包羅的一切﹙事物﹚都是瞬息萬變,趨於消亡的﹔不變化不消亡而能存在者連一件也沒有。因此佛教的存在也有時限,這是我們慈悲之主釋迦牟尼已經明確講過的。〔28〕

他所能做的,僅僅是請求中共不要把佛教滅亡的日子以人為之力加以提前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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