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連載】
5、民國對西藏的口頭主權
自一九一一年清王朝結束到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維持三十八年的中華民國幾乎自始至終陷在難以自拔的內憂外患中。先是延續多年的軍閥混戰﹔蔣介石剛剛奠定統一格局,日本侵略又使其投入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等到日本投降,在抗日戰爭中坐大的中共立刻展開了奪取政權的戰爭。民國政府常常是焦頭爛額,自顧不暇,對偏遠的西藏更是難以分出多少精力。這種狀況使西藏獲得了一個寬鬆空間,從而在長達四十年的時間裡,得以維持完全獨立。以往西藏雖然可以通過“架空”方式得到實質上的獨立,但是身邊有頤指氣使的駐藏大臣,境內有耀武揚威的清軍,總是不免處處掣肘。那四十年的獨立卻是徹底的,頂多與民國政府來點虛與委蛇的周旋,一切都是自己說了算。那一段歷史至今仍被很多人視為西藏是獨立國家的根據。
不僅如此,中國的內亂還使西藏能夠以武力收復昌都、德格等康區的很大一部分土地,把邊界大大地向東推進。固然十三世達賴喇嘛實行的新政及藏軍從英國得到新式武器都是其取得戰爭勝利的因素,不過最大原因還是應該歸於中國內地的動盪。當年指揮川軍西征所向披靡的尹昌衡在權力鬥爭中被袁世凱關進監獄,新起的四川軍閥則相互打得不可開交,連省會成都都成了他們的巷戰戰場。藏軍圍困昌都時,守將彭日升屢屢求援,民國政府任命的川邊鎮守使卻因為與彭素有矛盾,坐視不救,致使昌都陷落,彭日升被藏軍俘虜,最終客死西藏。隨後英國人又從外交上介入,迫使民國承認了藏軍勝利後的漢藏邊界。
民國之初的二十年,是中國最弱而西藏最強的時期。十三世達賴喇嘛歷經民族災難的考驗和流亡的磨練,成為偉大的民族領袖。他在驅趕漢人獲得獨立後,實行了一系列新政,對藏軍進行了大規模的擴充和改編﹔引進英國、日本和俄國的訓練方法﹔聘請外國教官﹔派藏族軍官進英式軍官學校學習﹔進口新式武器﹔發展西藏的兵器工業﹔西藏第一次向西方派出留學生﹔他還建立銀行,發展礦業、郵政,促進貿易等。西藏社會在張蔭棠、聯豫推行新政的基礎上,進一步得到現代化的啟蒙。西藏取得的成績致使英國最終“擔心西藏相對於中國來說太強大,並可能導致西藏的擴張侵略和獨立”,從而拒絕向西藏繼續出售武器。〔68〕
如果英國人真有這種擔心,那是過於誇張了。以中國的幾億人口對西藏的一二百萬人,西藏再強又能強到哪去﹖即使在民國只能全神貫注於內部事務而對西藏無暇以顧時,僅為對付川邊的地方軍閥,就牽扯了西藏大部分軍力。這個事實甚至主導了當時的西藏政治和外交。舉例說,一九二○年西藏和尼泊爾發生爭執,尼泊爾威脅要進攻西藏,由於西藏軍隊都用於防衛中藏邊界,不敢調回對付尼泊爾,就不得不屈服於尼泊爾的壓力〔69〕。
西藏歷史上一大公案──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九世班禪喇嘛的決裂,原由也可以追溯至此。維持防衛中藏邊界的軍隊,一直是西藏政府沉重的財政負擔。隨著中國逐步被蔣介石統一,西藏還需要進一步擴軍以增強抵抗中國的實力。這些原因使十三世達賴不得不做出西藏歷史上破天荒的決定──向寺廟徵稅。雖然此前十三世達賴與九世班禪之間已經存在矛盾,但是並不到決裂程度。歷史上班禪喇嘛統治著以日喀則為中心的後藏地區,他是除西藏政府以外的最大土地所有者,不僅擁有大片莊園,還管轄著十多個宗﹙相當於縣﹚。班禪自成體系,自己收稅自己花,從不向拉薩上交。達賴的新稅令規定班禪領地以後要擔負西藏四分之一的軍費開支,這引起班禪的強烈不滿。隨著矛盾尖銳,最終發展到九世班禪於一九二三年底逃亡中國,投奔民國政府,從此成為西藏“親漢派”的領袖及十三世達賴的終生敵手。
為擴軍備戰而增加稅賦,不僅導致了班禪外逃,也普遍得罪了僧侶和貴族階級。他們支持西藏獨立,但是當需要他們為與中國的對抗付代價的時候,他們就生出不滿之心了。尤其危險的是,要具備與中國對抗的實力,需要使軍隊走向現代化,由此必然產生對西藏傳統秩序的挑戰。在其他階級都要為與中國對抗付代價時,最大的得益者只有軍隊。接受了新思想並且受過西式訓練的軍官們是一個年輕而有朝氣的團體,他們有現代知識和團體精神,致力於西藏的現代化事業,並往往把西藏傳統視為導致西藏落後的原因。他們相信西藏的前途和安全要靠軍事力量保證,而不是喇嘛們的祈禱。他們羨慕並在生活中效仿英國人,衣著西服革履,見面握手,打網球和馬球。軍隊口令用英語,奏樂用英國國歌──“上帝保佑吾王”〔70〕。某種程度上,他們內部的思想認同和團結已經具有了革新黨派的味道,因此對西藏傳統政治而言成為十分危險的力量。喇嘛們不能容忍其世襲權威受到威脅,他們認為西藏作為舉世無雙的佛國,最需要保護的首先是宗教的無上地位,否則,以削弱宗教為代價,保衛的是一個墮落為世俗的國家,還有什麼意義呢﹖
這確實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十三世達賴喇嘛也不能不考慮。雖然他深知軍隊對保證他的世俗權力及對抗中國的作用,但他同樣不能容忍任何對宗教權威的挑戰,因為他自己的世俗權力之源頭,就在宗教。隨著羽翼逐漸豐滿,西藏的軍事集團開始把改革矛頭對準達賴喇嘛。他們私下串聯,簽定盟約,企圖讓達賴放棄世俗權力,只充當宗教方面的精神領袖,從而改變西藏傳統社會政教合一的體制。這顯然已經超越了不可逾越的底線。十三世達賴隨即將那些具有親西方傾向的軍官解職。出於避免遭到反抗的考慮,解職都是以非政治的微不足道的理由,如有幾位軍官被免職是因為他們按照英國人的髮式剪髮。十三世達賴喇嘛由此決心削弱軍隊,並使西藏從現代化的進程退卻。〔71〕
這個轉折也導致了十三世達賴對外政策的變化。他發現依附英國並不僅僅是找個靠山的問題,隨之而來的還有西方民主思想的滲透。前者在關鍵時刻不一定靠得上,英國從沒打算為西藏與中國開戰或為西藏擔負防務開支,後者卻對西藏社會具有顯而易見的顛覆性威脅。相比之下,具有專制傳統的中國在這方面倒是危害小一些。另外,從現實考慮,自從改革派軍官被解職,西藏軍隊就開始滑向衰落。一九三一年藏軍與中國軍隊在康區和青海發生戰爭,結果遭到慘敗,西藏丟失了不少領土,漢藏邊界再次西移,使中國對西藏的軍事壓力進一步加強。如果在削弱軍隊的同時,還要繼續與中國保持對抗,其結果很可能會導致更大的失敗。精明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及時做出與中國修好的姿態,開始在中國與英國之間玩起平衡遊戲。
中國人後來常常引用十三世達賴的幾句話,說明他“擁護祖國統一”。一是他在一九二○年對甘肅地方政府的幾個進藏代表所說﹕“余親英非出於本心,因欽差﹙指聯豫──作者﹚逼迫過甚,不得已而為之。此次貴代表等來藏,余甚感激,惟望大總統從速特派全權代表,解決懸案。余勢傾心內向,同謀五族幸福。”〔72〕一是一九三○年他在拉薩接見國民黨政府一名藏漢混血的女職員時所說﹕“英國人對吾確有誘惑之念,但吾知主權不可失,性質習慣兩不容,故彼來均以虛與之周旋,未予以分厘權利。”就西藏與中國在康區的領土之爭,他表示﹕“都是中國領土,何分爾我。”〔73〕暫且不說記載這些話的都是負有使命的中方人員,他們的記載是否準確,是否為了表現自己功績而有意誇張和附會,即使十三世達賴真這樣說了,就能斷定是他的心裡話嗎﹖他既然可以對英國人“以虛與之周旋”,為什麼不能對中國也用同樣手法呢﹖說幾句好聽話不算難事,就像他對英國人“未予以分厘權利”一樣,中國又何嘗得到了什麼﹖以口頭幾句話就斷定說話者的內心,不但與政治領域的規律不符,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未免過於天真。
英國人查爾斯•貝爾這樣描寫十三世達賴喇嘛對他和中國人的不同態度﹕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年在拉薩的中國使團和七個月後我所率的使團之間,差別非常懸殊﹗他們在拉薩停留的四個半月期間只會見過達賴喇嘛兩次。為了弄清其是否身藏武器,每個成員都遭到無禮的搜身。進行搜身的時候,他們在羅布林卡等了兩個小時,然後才被引到達賴跟前,通過翻譯進行交談。
我剛一到,索本﹙膳食主管﹚即給我們兩人端來酥油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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