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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葬》  王力雄 著

第五章一國兩制”的失敗(3)

【多維連載】

2、兩難“統戰”

“統戰”﹙統一戰線﹚是中共政治術語中一個專有詞匯。早在俄國革命時期,列寧就為共產黨人制定了這樣的策略﹕“要利用一切機會,哪怕是極小的機會,來獲得大量的同盟者,儘管這些同盟者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15〕毛澤東把這種實用主義策略發展到極致程度,不但創造出“統戰”這樣一個政治術語,還在中共內部設立了專門的“統戰”機構﹙稱為“統戰部”﹚,並將“統一戰線”與“黨的建設”、“武裝鬥爭”合稱為保證中共勝利的“三大法寶”。

我在寫這一節時,由於記不得所謂“三大法寶”的其他兩“寶”是什麼,打了一連串電話詢問我認為有可能知道的人。有意思的是,他們大多數都跟我一樣,記不住另兩“寶”是什麼,但是每個人都能立刻說出“統一戰線”來。從這個小插曲,可以看出“統戰”在中共政治體系中的地位及其影響力。

中共在五十年代解決西藏問題,除了一開始打了昌都戰役,摧毀了西藏的軍事力量和抵抗信心之外,後來一直是以“統戰”為主要手段的──即以懷柔政策,爭取西藏上層的合作,最終達到在西藏確立中國主權的目的。這種所謂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在中國古代兵法一直被置於“上上”地位。

中共與阿沛率領的西藏代表團簽定了《十七條協議》之後,毛澤東立刻派遣當時的中共軍委辦公廳主任張經武以“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前往西藏。張經武是毛澤東的湖南同鄉,參加過北伐戰爭,一九三○年加入中共,一九三二年在瑞金任中共紅軍軍事教導團團長,紅軍長征時為毛澤東身邊的軍委直轄教導師師長、中央軍委縱隊參謀長,屬中共元老級人物,亦是毛的心腹。張經武當時進藏的首要任務就是“統戰”。

在離開北京赴藏之前,據說張經武專門就一個問題向毛澤東做了請示──要不要給達賴磕頭﹖毛澤東的回答是,達賴要他磕他就磕。據說毛還笑著補充說﹕“不外乎磕個頭嘛,這有什麼﹖為了全西藏人民的解放,你就給他磕個頭有什麼關係﹖”〔16〕這段小故事是後來中共西藏軍區一位作家在他的關於“西藏和平解放”的書中透露的。不管是否屬實,的確可以表現出毛澤東為達到目的能屈能伸的風格。

一方面,張經武帶著毛澤東的親筆信和禮物,繞道印度奔赴亞東去“統戰”達賴,勸說他返回拉薩,接受《十七條協議》﹔另一方面,向拉薩進軍的中共軍隊以優良的軍紀努力解除西藏老百姓的恐懼。以十八軍進藏前制定的《進軍守則》為例,有關愛民和尊重西藏風俗方面的條例佔了絕大部分﹙在共三十四條中佔十九條﹚。這裡摘錄下來,可以看出其用心之良苦﹕

......

十、戰鬥期間不住民房、不借民物﹔

......

十二、在康藏地區一律以銀圓和藏洋為主要通貨,嚴禁使用人民幣﹔

十三、不論部隊機關,一律不准派用“烏拉”﹔

......

十六、在康藏地區只准按照工委所規定的內容進行宣傳,不得宣傳土地改革、不得宣傳階級鬥爭﹔

......

十八、藏人送禮可收其一﹕“哈達”或其他輕微禮物,並應回敬“哈達”,或其他適當的禮物﹔

十九、藏人禮節多以鞠躬伸舌表示卑下敬畏之意,我們可以點頭答禮,不得因好奇而嘲笑﹔

......

二十一、藏人愛在溫泉洗澡,男女不分,我軍人員決不要參插其中﹔二十二、藏人請吃東西,要少吃,碗裡要剩一點,以示禮貌﹔

二十三、和藏人接觸,不可問哪個是哪個的老婆,更不要打藏人的家狗﹔

二十四、要切實尊重藏民風俗習慣,做到與藏民融洽無間,必須克服嫌藏民髒、厭惡情緒﹔

二十五、對土司頭人要尊重,既要反對看不慣和厭惡不滿情緒,也要防止單純團結上層,不積極團結教育廣大群眾的現象﹔

二十六、對於民兵、僧民武裝,要大力進行政治爭取,盡量避免與之作戰,爭取無效時則堅決殲滅之﹔

二十七、對俘虜不殺不辱,不沒收私人財物,不動其“神誥”和吃肉用的小刀,傷虜要給予安慰治療,藏兵屍體要動員群眾按當地風俗妥為安葬﹔

二十八、保障西藏人民信教自由,保護喇嘛寺廟及一切宗教設施,不得因好奇而亂動,更不得在群眾中宣傳反迷信、或對宗教不滿的言論﹔二十九、未經同意不住寺廟,不住經堂﹔

三十、戰時嚴禁借住或參觀喇嘛寺廟。平時如欲參觀,必須先行接洽,在參觀時不得隨便迫不及待摸佛像,不得吐痰放屁﹔

三十一、如有喇嘛要求參軍,概不收留,並應妥為勸說,送回寺院﹔

三十二、不得在寺廟附近捕魚、打獵、打鷹雕、宰殺牲畜,不得到“神山”砍柴、遊逛,更不得隨意打槍﹔

三十三、藏區舊有之行政人員如不反對我軍,可繼續任職,如已逃亡,則盡量爭取回來......〔17〕

正像後來當了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的十八軍指揮員陰法唐所說﹕“雖然那時和西藏老百姓語言不通,但是你給他的水缸裡打滿了水,把他的院子掃乾淨,他總會明白你是在給他做好事吧﹗”進藏中共軍隊的模範軍紀給沿路西藏百姓留下了“仁義之師”的印象,並通過他們廣為傳播。中共軍隊到達拉薩後,為了避免擾民,嚴令只有持警備司令部通行證者才得進城,並且禁止參觀布達拉宮和三大寺〔18〕。

當時中共對西藏的經營主要立足與西藏上層合作,除了西藏政權依然歸屬噶廈政府,中共在西藏設立的各種機構,也大量吸收西藏上層人士。昌都是中共通過軍事勝利佔領的地方,但是在具有政權性質的“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中,九個副主任中的七個由藏人擔當,其中只有一個藏人是共產黨,另外六個都是當地上層人士﹔委員會中的三十五名委員基本都是上層人士﹔下屬的十二個“解放委員會”,有漢人官員十四人,藏人官員一百五十四人,所有藏人官員均系上層人士〔19〕。當年西藏中共工委的統戰部長陳競波還提供了這樣的數字﹕

一九五六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以後,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各種機構中對上層人士進行了大量安排。當時全區中上層人物﹙含主要土司頭人﹚約六千餘人,﹙其中四品官二百○五人,五品以下的二千三百人,宗教界二千五百人﹚已安排了二千一百六十三人,尚有三千四百人未安排,計劃在一九六○年全部予以安排。〔20〕

中共剛進藏的幾年被有些研究者視為北京與拉薩的“蜜月”。當美國抵制西藏的羊毛出口時,西藏四百多家羊毛商積壓了兩年多的羊毛,全部被北京在西藏成立的國營貿易公司以三倍於當時市價收買,總值四百多億元﹙舊幣﹚〔21〕。漢人幹部以其公正、自律、平易待人受到普通藏人的歡迎。中共解放軍靠開荒解決自己的糧食副食,平抑通貨膨脹,減輕西藏負擔。當時的“蜜月”,可以從達賴喇嘛一九五四年在北京為毛澤東寫的一首詩中得到反映﹕

啊﹗毛主席﹗您的光輝和業績像

創世主大梵天和眾敬王一樣,

只有從無數的善行中才能誕生這樣一位領袖,

他像太陽普照大地。

您的著作像珍珠一樣寶貴,

像海浪一樣洶涌澎湃,

遠及天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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