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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葬》  王力雄 著

第三章確立主權的互動(10)

【多維連載】

當事者有人說是因為色拉寺拒絕為漢軍調動支應烏拉〔56〕,有人說是因為色拉寺僧兵開槍打傷了漢軍士兵〔57〕,但是都認為本不必以開戰方式解決,之所以非要攻打色拉寺,是因為色拉寺內金器甚多,漢軍中有人企圖藉此機會搶掠。他們本以為大炮拉出去一擺,藏人就會屈服。沒想到打了一天也沒有攻下,參戰軍士無心苦戰,紛紛溜走,連大炮都扔在外面沒人管。結果藏軍反倒包圍漢人軍營開始攻打。所謂響應革命的“議局”這時無人理事,物品也被眾人鬨搶一光。聯豫和統帥鍾穎重新掌權,處決了當初領頭反叛者。此後聯豫離藏,繞道印度回內地,鍾穎擔任主要指揮,帶領漢人在藏人攻打和圍困下堅守了八個月。

流亡印度的十三世達賴喇嘛此時返回西藏,領導藏人開展了全面驅趕中國人的獨立戰爭。當時的西藏噶廈政府以達賴喇嘛的名義發表如下通告,以今天的眼光,可以視為地道的獨立宣言﹕

內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王,建立新國。嗣是以往,凡漢遞致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從,身著蘭色服者,即新國派來之官吏,爾等不得供應,惟烏拉仍當照舊供給。漢兵既不能保護我藏民,其將以何方法鞏固一己之地位。願我藏人熟思之。至西藏各寨營官,刻己召集,啜血同盟,共同進行。漢人官吏軍隊進藏,為總攬我政權耳。夫漢人不能依據舊約,撫我藏民,是其信用既已大失,猶復恣為強奪,蹂躪主權,坐令我臣民上下,輾轉流離,逃離四方,苛殘惡毒,於斯為極﹗推其用意,蓋使我藏人永遠不見天日矣。孰使之,皆漢人入藏使之也。自示以後,凡我營官頭目人等,務宜發憤有為,苟其地居有漢人,固當驅除淨盡,即其地未居漢人,亦必嚴為防守,總期西藏全境漢人絕跡,是為至要。〔58〕

藏人的武器不如拉薩漢軍,一時無法將他們徹底消滅。拉薩所有漢人──包括商人和普通老百姓──都龜縮到軍營中。藏人將他們嚴密圍困,斷絕其給養來源。當漢軍知道不戰再無生還希望時,才開始“死力抗拒”,連漢人百姓也加入了戰鬥。〔59〕

從以後生還者的描述中,通篇可見當時被困慘狀和盼望救兵的心情──“迨日久食盡,遂有烹子而食者”﹔“狗馬已食盡,飛鳥無至者,終日四望遠山,惟盼援兵,終不果來”﹔“不出戰時,惟四望救兵,極目浩嘆,並指山凹雪化處之黑影為救兵,夜間流星指為川軍之號燈,群相告語,蓋生機已將絕矣”〔60〕。以往西藏出事,全靠內地派軍增援──這是北京對拉薩的根本威懾所在。然而正值國內分裂,群雄並起,各方心思全在爭權奪利之上,哪還有餘力去管遠在天邊的西藏。當時身在印度的駐藏參贊陸興祺“迭電中央及滇、川求救,情詞哀切不忍聞”,各方“均以大局未定,不能顧及”〔61〕。

後來西藏的反叛擴展到康區,由於趙爾豐被殺,邊務廢弛,鎮守康區的軍隊因無處發餉互不相救,使大部分地區失守。四川和雲南的軍閥從保護勢力範圍的目的出發,終於出軍。滇軍從滇西北進藏,四川都督尹昌衡則親自率軍西征。兩路皆戰事順利,連戰連捷,康區不久解危。川、滇兩省軍閥隨之產生控制西藏的野心,打起保衛主權、解救拉薩守軍之名,向北京要餉,準備進軍西藏。

在後人所編一本名為《民元藏事電稿》的集子中,共收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四月到十二月中北京政府與地方之間有關西藏問題的來往電報二百三十九封,其中有六十五封是四川與雲南爭奪經營西藏之權利、以及北京政府進行調解的內容,佔到四分之一以上〔62〕。從這個比例中,足以見出那些當事者把心思用在什麼地方14。不過不管軍閥的真實動機是什麼,對中國來講,由內地軍閥控制西藏怎麼也比讓西藏自立有利於中國對西藏的主權。當時的戰況表明,即使國亂當頭,但靠內地一省之兵,西藏也難以抵抗,並不需要中國以舉國之力。然而當二十七歲的四川都督尹昌衡率軍平定康區、解了昌都之圍後,準備長驅直入進軍拉薩時,卻被袁世凱的北洋政府連續急電所阻止。

後人論定此舉為袁世凱之賣國行為。當時民國新立,中國分裂為大小軍閥的領地,中央政府在各方面都極為虛弱,甚至有名無實。為了獲得號令地方的合法性,獲得列強承認是當務之急。當時英國是西方領袖,世界最強國,而英國則以不承認袁世凱政府為威脅,不許中國進軍西藏。這對袁政府的確是致命的威脅。政客在這種選擇面前,誰會把日常掛在嘴上的“民族大義”真正作為出發點呢﹖

川、滇軍閥之所以在進軍西藏的問題上受北京制約,不能完全自行其是,一方面是因為需要名正言順,更重要的是需要軍餉。進軍西藏花費巨大,地方財政難以負擔,有北京的批准,就成了為國家辦事,國家當然應該負擔一切費用。拿國家的錢,擴大自己的軍隊,佔領新的地盤,這對軍閥是名利雙收的交易。北京先是同意四川西征,隨後又嚴檄禁止,這對已經動員起很大力量的四川無疑是個打擊。不過在四川與北京的字面交涉中,是看不到名利而只有國家的。當時的四川護都胡景伊給袁世凱的電報這樣寫﹕

......川邊既靖,銳勝之師,不克佔領要隘,揚威徼外,中道屯阻,戰士諮嗟,遠域早寒,凌霜沾雪,不令作戰,尤足摧傷士氣。尹都督捷音迭奏,破竹成功,不惟前敵健卒,勇氣百倍,人人具撼山搖岳之概,內地將士,亦莫不奮興鼓舞,秣馬厲兵,請效後勁。景伊雖蹇劣,並擬躬率精銳,資其臂助,洗馬拉薩之濱,勒銘雪嶺以外,定使藩服如舊。金甌不缺,藏人綏輯,五族一家,匪惟蜀疆之福,實民國之慶。徒以條約牽掣,易客為主......直足令賈生痛哭,韓子腐心。固知大總統垂顧邊圉,必有深略遠謀,但雌伏久甘,禍即未已,主權悉失,尤引為奇恥大辱......〔63〕

國務院的回電則重申禁止進藏﹕

......惟現在時局孔棘,財政困難,正如病夫,元氣已傷,百孔千瘡,尚須調攝,豈可竟忘遠慮,輕啟釁端。望遵迭次前電,勿得進入藏境,致滋漁利......〔64〕

困守拉薩的中國駐軍終未盼到援軍,彈盡糧絕,最後組織敢死隊,以突襲方式擒獲了達賴家眷為質,雙方才在尼泊爾的調停下談和。漢人交出一切武器彈藥,被驅趕出藏,從印度取道回內地。收繳武器時,連身帶小刀、牙簽均被沒收﹔出藏途中西藏當局傳諭百姓不賣漢人食物﹔英國官員則率隊押解出藏漢人,“居然似地主送客之意”〔65〕。回國後,統帥鍾穎在北京被處死,內中情由複雜,這裡不表。

十三世達賴喇嘛在歷盡了多年挫折和絕望之後,終於實現了徹底擺脫中國人的目標。他明智地認識到,“西藏之所以得救,應當歸功於中國革命的爆發,而不應當歸於別的原因”〔66〕。然而多數藏人則把中國革命解釋為報應──“中國軍隊侵佔拉薩一年半以後,中國就爆發了革命,清朝皇帝就被推翻,為什麼﹖因為它虐待宗教領袖達賴喇嘛”〔67〕。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又一次佔領了拉薩乃至全西藏,並且以空前的程度虐待了達賴喇嘛及整個西藏民族,這次的報應卻來得不像上次那樣及時,至今還沒有看到端倪。但是可以相信,盼望獨立的西藏人正在晝思夜想地等待出現相同的報應──中國再一次發生分裂和動亂,那將是西藏再次實現獨立的可能所在,而且幾乎是唯一的可能。那種期待並非完全是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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