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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1日,谢尔盖‧基洛夫被暗杀,为斯大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可以从严厉镇压转向在俄共和共产国际内实施真正的恐怖。在此之前,恐怖只被用作对付普通民众...
1932年,当干部们开始受到共产国际的密使所控制时,法国共产党自身就开始记录所有它认为有嫌疑或危险的人。干部处的正式职责是招募最佳活动分子;另一项职责是编制被发现在某些方面不够格之人的名单。从1932年到1939年6月,法国共产党起草了12份文件,其标题有诸如“内奸、叛徒和被逐出法国革命组织的警方线人之黑名单”以及“内奸、小偷、骗子、托派分子和被逐出法国工人...
从此,外国共产党人,无论是国外的共产国际成员,还是住在俄罗斯的外国共产党人,都遭到逮捕和拘禁,一如俄共内部活动分子那样。有人声称,应当把他们当作俄罗斯人来对待,因为任何外国共产党人不管在俄罗斯待了多长时间都被要求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因而受到其纪律的约束。一个众所周知的案例,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安特‧西里加(Ante Ciliga)的案例。他是南斯拉夫政治局委员...
1923年,捷尔任斯基要求政治局提出正式决议,强制所有党员向格别乌告发他们遇到的任何反对派活动。捷尔任斯基的提议导致布尔什维克党内新的危机。10月8日,托洛茨基致函中央委员会;10月15日,随之而来的是“46人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46)。随后的辩论集中在俄共的“新方向”上,并在共产国际各部门受到激烈争论。
在莫斯科的鼓动下,共产国际在每个共产党内部成立了一个武装组织,准备向统治者发动革命和内战。它还让其兄弟们首次体验了在苏联所使用的相同的警察战术和恐怖。1921年3月8日至16日(与喀琅施塔得起义为同一时间)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奠定了党自身专制体制的基础。在大会筹备期间,提出并讨论了不下18个不同的政纲。
尽管经历了中国这场灾难和上世纪20年代初期欧洲的失败,共产国际仍确信其步入了正轨。所有共产党,包括民主共和国合法组建的党派,都有一个秘密的军事派别,偶尔公开露面。最常遵循的模式是德国共产党(KPD)的模式。KPD由苏联军队干部所控制,拥有庞大的军事机构,其任务是肃清对手(特别是右翼的对手)和可能已渗透该党的线人。
在欧洲经历这一连串的失败之后,共产国际在斯大林的怂恿下将注意力转向中国。当时,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被内战和社会冲突所撕裂,但同时也在经历一波巨大的民族主义浪潮,“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条件似乎已然成熟。这一时代的一个标志是,1925年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KUTV,1921年4月成立)的中国学生被重组为新的中山大学(Sun Yat-sen Universi...
下一个未遂暴动的现场是爱沙尼亚共和国(Republic of Estonia)。这是共产党人对这个小国的第二次袭击。1917年10月27日,一苏维埃委员会(Council of Soviets)在塔林(Tallinn)夺取了政权、解散了议会,并废除对共产党不利的选举结果。不过,共产党人在德国远征军(German Expeditionary Force)到来前...
就在贝拉.库恩及其同伴试图把匈牙利变成第二个苏维埃国家之际,列宁决定成立一个国际组织,其宗旨是将革命传播到世界各地。共产国际(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缩写为Comintern),也称为第三国际(the Third International),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并立即开始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the Internat...
列宁很早就决定在整个欧洲和世界其它地方煽动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合乎逻辑的实现,其有名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1917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播起初似乎是一项紧迫事务,因为人们认为,若更发达的国家没有发生革命,俄国革命就会受到危及。在这方面,列宁首先...
在这种背景下经常提出的经典问题,涉及第一个列宁主义周期和第二个斯大林主义周期之间的连续性:前者在多大程度上预示了后者?两种情况下的历史配置的确是完全无可比拟的。“红色恐怖”源于1918年秋季的广泛对抗。这种镇压的极端性质,部分是对时代激进特性的反应。但重启对农民的战争,则发生在基本和平的时期,是对社会大多数持久攻势的一部分,也是第二次恐怖浪潮的根源。
关于苏联国家暴力的使用,或苏维埃政权存在的前半期政府实施的镇压形式,我们不敢妄称,前面的章节对其作了新的披露。历史学家对此类事情已经探究过一段时间了,而无需等待档案开放以便看到恐怖发展或规模。另一方面,档案的开放确实使人们得以对恐怖按年代顺序的发展,以及其规模和各种形式加以说明。因此,前面章节中提出的梗概,就构成了编制一份问题清单的第一步。关于暴力的使用、其...
在政治解冻期间,生活质量明显上升,然而对压迫的记忆仍很强烈,同时活跃形式的争论或异议依然罕见。克格勃报告指出,1961年有1,300名“反对者”,1962年有2,500名,1964年4,500名,1965年1,300名。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有三类公民成为克格勃特别严密监视的对象:宗教少数群体(如天主教徒、浸信会教友、五旬节会成员和基督复临教派教友);被...
在“秘密演说”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实行一系列具体措施,来完成已采取的有限步骤。1956年3月和4月,当局颁布多项法令,针对的是据称因勾结纳粹德国而受惩罚并于1943至1945年被驱逐的各族群“特殊移民”。根据法令,这些人“不再受到内务部的行政监视”。
当然,即便是斯大林死后,也并非一切皆有可能。该体制任意性的主要受害者──因“反革命”活动被判罪的政治犯,并未受益于这次大赦。将政治犯排除在大赦之外,在古拉格特殊营地、河流劳改营(Rechlag)和草原劳改营(Steplag)的囚犯中,引发了多起暴动和反抗。
斯大林之死,正值苏联70年存在的中期,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尽管它并非这一体制的终结,但至少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正如弗朗索瓦.福雷所写的,这名最高领导人之死揭示了“一个体制的悖论”。“据称,该体制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部分,但其中一切实际上都高度依赖于一个人,以至于他死时,这个体制似乎丧失了它持续存在所必不可少的东西。”这种“必不可少的东西”的一大组成部分就是...
1950年10月列宁格勒事件主嫌被处决后,安全部门和内务部内进行了大量的密谋和反密谋。由于变得对贝利亚本人怀有疑心,斯大林捏造了一个虚构的明格列尔人民族主义阴谋。据称,该阴谋的目的是,把贝利亚起家地格鲁吉亚的明戈瑞利亚(Mingrelia)地区并入土耳其。贝利亚因此被迫在格鲁吉亚共产党内部领导了一场清洗运动。
在所有这些传言的活动中,列宁格勒事件仍是迄今最神秘的。它导致苏共第二重要分支机构的主要领导人被秘密处决。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行动主义很快引发当局的担忧。1945年初,犹太诗人佩雷茨.马尔基什被禁止发表作品。关于纳粹对犹太人暴行的黑皮书被取消面世,借口是“全书的中心论点是,德国人在苏联开战,只是企图消灭犹太人”。1946年10月12日,国家安全部部长维克托.阿巴库莫夫(Viktor Abakumov),就“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民族主义倾向”,发给中央委员会一...
1953年1月13日,《真理报》宣布,据称发现了一起由一个“医生恐怖组织”实施的阴谋;该组织最初由9名知名医生组成,后来扩充到15名,其中一半以上是犹太人。他们被控受命于美国情报部门和犹太人慈善组织──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US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滥用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的高级职位,来缩短安德烈.日丹诺夫(一名政治局委员...
正如近来开放的古拉格档案所显示的,20世纪50年代初是行动强度最高的时期;从来不曾有这么多人被拘押在营地、强制劳动流放区和罪犯流放地。这也是该系统前所未有的危机期。

1953年头几个月,古拉格容纳著275万名囚犯。
20世纪30年代,被驱逐者和“特殊移民”的“返回权利”,促成了一些矛盾和不连贯的政府政策。40年代末,这个问题以一种相当激进的方式得到解决:当局认定,1941至1945年被驱逐的人实际上都是被“永久驱逐”。这样,已达成年年龄的被驱逐者子女之命运所带来的问题,就立即消失了。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也一直是“特殊移民”。
新的大恐怖和更多公开的审判秀,都不是斯大林主义最后几年的显著标志。然而,沉重而压抑的气氛依旧笼罩着战后的俄罗斯。不同类型社会行为的入罪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漫长而残忍的战争过后,该政权可能放松控制的希望终究化成了泡影。“人民遭受了太多的苦难,要重演过去,简直难以置信”,伊利亚.爱伦堡(lya Ehrenburg)于1945年5月9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但他立...
尽管阿根廷队拥有巨星梅西,还是要感叹“梅天王”时代结束了!
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之恶,以“罪恶”二字述及,已显单薄,用“邪恶”一词论之,方合实情。本文尝试以一句俗语和两个人物为例,对罪恶与邪恶的区别略作分辨。 历史上两个反面人物,因为名声太恶,两千五百多年来一直无人敢为其说半句好话,可是到了1949年之后,却被中共捧上天:一个是盗跖,一个是少正卯。这两个人都是被孔子憎恶的,因此在中共对孔子批倒批臭的年代,他俩不但翻...
1945年的苏联,最广为人知的是,遭到严重破坏却成为获胜国。正如弗朗索瓦.福雷(Francis Furet)曾写道:“1945年,作为一个伟大而荣耀的国家,苏联凭借其巨大的物质力量,成为人们眼中新的救世主。”没人记得,或至少似乎没人愿意回忆,这件事隐藏很深的另一面。正如古拉格档案所显示的,胜利那年也是苏联集中营系统的全盛时期。当与世界其余地区讲和之际,苏联的...
1941至1944年间,古拉格的生存条件最为艰难。饥荒、流行病、过度拥挤和非人的剥削,加剧了Zeks(译者注:苏联集中营的囚犯们)持续的苦难。他们工作时也经受着异常严酷的条件,并不断遭到大批线人的监视。其工作是揭发“囚犯的反革命组织”。每天都会进行就地处决。
对日耳曼人的放逐之后,随之而来的是,1943年11月到1944年6月的第二波放逐大潮。当时,6个民族──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卡拉恰伊人(Karachai)、巴尔卡尔人(Balkars)、卡尔梅克人(Kalmyks),被以“与纳粹占领者大规模勾结”为由,放逐到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斯坦。这波主要的放逐潮之后,1944年7月到12...
卫国战争期间对各族群全体的放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苏联历史隐藏最深的秘密之一。这些民族被集体指控“采取颠覆策略、从事间谍活动和勾结纳粹占领军”。只有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局才最终承认,发生了“普遍的过度行为”。60年代,一些因“勾结敌人”而从地图上被删除的自治共和国,最终恢复了其合法存在。但直到1972年,其余活着的被放逐者才最终获得了“自由选择居住地”...
1940年也因另一项统计而引人注目。这一年,古拉格和苏联监狱里的囚犯人数达到高峰。1941年1月1日,古拉格容纳著逾193万人,比前一年多出27万人。除了1939年底已被计入的120万“特殊移民”外,还有新的“苏维埃化”领土上的逾50万人被驱逐。苏联监狱理论上的限制是23万4,000名囚犯,却关押著46万2,000人;那年的判决总数大幅上升,一年内从70万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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